可想而知，三定规定在上述事项的细化中会更加清晰明了，将其作为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重要抓手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卢梭的公意，康德的绝对命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当代以来的普遍同质化的世界, [5]都表明了现代法政哲学的核心命题：如何让现实状态成为理想状态的样子。[46] Vgl. Ulrich K. Preuss, Revolution, Fortschrittund Verfassung, Berlin1994S.2ff. [47]新民主义革命可以理解为在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即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先完成反帝、反殖民和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有阶段、有步骤的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法治的目标。

回顾新中国以来的宪法史，1949年的《共同纲领》是一部过渡性宪法，它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国家的总任务，内含过渡性与宪法本身的稳定性的矛盾。但是，实践从来都不是按照理论规划的样子发展变化的。(二)政治代表II：从例外状态到法律状态的立宪代表 从例外状态走向法律规范状态是典型的法哲学命题。④转型法治塑造的是一种动态平衡秩序，既要保障公共秩序的稳定性，同时还要积极实现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期许。[18]倘使说，这一权力仍然包含着每个人的意志，显然是无法行动的，所以这一权力对应的是一个统一意志。

[24]卢梭，见前注[22]，第31、120页。原初规则对应的是初级法律状态，成熟法律状态是原初规则与二级规则复杂结合而成的发达状态。[34]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的时候，他们利用国家机器压迫无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法政秩序是有问题的，道德上是恶的。

哈特比凯尔森高明的地方在于，凯尔森坚持的是立宪法治观，而哈特秉持的是转型升级的法治观。公共力量就必须由一个适当的代理人来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他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 他对公共人格所起的作用很有点像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对一个人所起的作用那样。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型态可被概括为转型法治，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中逐步实现法治。所以，在为期五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共同纲领》就被五四宪法所取代。

简言之，党作为整体其公共意志可以在立法之上，但是，每个党内成员却在国法和党规党纪之下，必须遵纪守法。一方面，党领导人民制定并带头实施法律，开启法治转型的进程，成为有别于革命党的相对制度化、规范化的政党。

[13]比如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五次制宪与五个共和国，以及中国民国时期的立宪实践都属于立宪法治。革命也是理念加以实现的一种形式，不管是古代起义时的替天行道，还是现代革命的纲领与宣言。由于对过渡期的认知缺乏理论，解决这一矛盾就只能寄望于革命理论。②政党与国家法律的辩证关系：整体在立法之上，每个成员又在执法之中。

面对快速变动的现代社会，政党始终屹立于时代潮头，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原则的指引下，守护着人民的福祉。[22]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131页。但不可否认的是，施米特为我们贡献了一种转型范式：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状态转型为主权专政的立宪法治状态。[39] Kant(Fn.37), AA, B597. [40] Kant(Fn.37), AA, B354/A317. [41]关于继续革命，参见陈端洪：宪法学的知识界碑——一个政治学者和一个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 《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第92-93页。

因此，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第二个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离开自然状态走向文明状态的动机。(三)政治代表III：从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代表 现代以来，主要有两种革命类型，一是自由独立的革命，二是社会革命。

代表的单一性意味着一群人作为政治体的统一性，唯有引入具有单一性的代表，才能够解释一群人为什么是政治统一体。第二种转型范式是说，所谓的国家(state)就是一种状态(state)，自然状态就是自然形成的国家，法律状态就是人造的法治国。

在改革状态中，法治不再是某种理想类型，而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转型法治。所以，任何从例外状态走向法律规范状态，都意味着作为革命者的人民代表已经自觉地实现了角色转换，在革命成功之后，主观上有意愿从革命者转向立法者。政党既在代议政府之上，领导和改革代议政府及其立法，每个党员又必须在代议政府制定的国家法律约束力之下。政党作为引导代表的必要性就在于它能适应现代性的本质需求。需要修改法律(包括废止法律)的有35项左右。同转型法治相对的是理想法治和立宪法治。

[38] 柏拉图是最早提出理念的哲学家。但凡构建法政理论通常都先预设某种自然状态。

(二)转型法治实现的条件 转型法治是一种历史实践类型，确保转型期最大程度地实现法治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二)政治代表II：从例外状态到法律状态的立宪代表 从例外状态走向法律规范状态是典型的法哲学命题。

转型中的核心问题有三：一是转型的方向与阶段目标，二是谁来领导转型与设定阶段目标，三是转型是否与法治兼容。人民代表制定宪法或修改宪法。

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出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然而，从革命宪法到改革宪法并非是指国家从建立之初的革命状态直接转型为规范状态。政治代表适时提出修改建议，这些建议提出时往往并无法律依据，甚至与既有法律不一致。换言之，从自然状态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包含两个步骤：先是签订契约，形成形式上的一致。

转型是国家在基本的法律框架内不断认知和发展的改革过程，转型法治则是转型期达到的法治状态，它既不同于继续革命意义上[4]的立宪法治，也不同于形而上的理想法治，而是一种人民代表引领下的，及时设定阶段性目标，在变法与秩序之间寻求平衡的一种法治形态。第三种转型范式是说，每种转型要么通过革命，要么通过改革。

从理想状态进入现实状态，真正目的是为了让现实状态变成理想状态。在八二宪法中，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进入一个在现有根本制度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为了接近理想目标，不断设定阶段性目标，不断改革升级的状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分水岭的法律意义，八二宪法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固定下来，把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去掉，改回为人民民主专政。摆脱人人自危的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是人类理性的必然选择。

从这一点出发，卢梭明确反对一国之内的党派之争、反对代表制，倡导每个公民只代表自己表达政治见解。[16]此种战争意图的根源来自于每个人内心的恐惧或者说毫无安全感。凯尔森的基础规范成为一个实践黑洞，吞噬了转型法治最关键的问题，即人民行使主权所需要的代表问题。在《论专政》一书中，[31]施米特提出了主权专政的概念，意在化解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例外状态的延期，为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型至主权专政铺平道路。

作为转型的领导者和改革者，政党要有判断人民意志方向的政治智慧，也要具备为人民利益无私奉献的精神。如何实现从实然的例外状态转型到应然状态，凯尔森认为需要一个基础规范。

[33]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本意是指无产阶级掌握并行使国家权力。当问题是，按照法则我当如何生活，则意味着执行原则。

早在1938年，毛泽东提出党内法规概念时就曾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16](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7页。